陪床

母亲14岁那年，姥姥生了很重的病。在我们的方言中，那是一种叫做“缠腰蛇”的恶疾。得病的人，腹部、背部会生出红斑和水泡，像一条红色的蛇缠在腰间。据说，如果这条蛇首尾相连缠满腰间，人就没命了。在我小时候，母亲多次向我讲起那种病的可怕，那画面，一定给母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姥姥有四个子女，母亲是老大，那时舅舅和小姨都还是孩子，二姨也只有11岁。姥姥生病了，作为长女，家庭的担子责无旁贷。为了治病，姥姥要住到很远的一家医院。上世纪70年代，出门基本靠走。姥姥躺在板车上被拉着前往医院，母亲就陪着姥姥，深一脚、浅一脚，在寒风中走了很久很久。

姥姥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母亲就陪床了一个月。那是冬日里的一个月，万木尽脱，寒风透骨，40年前的大雪下得纷纷扬扬，大雪的惨白和医院的清冷互相映衬着，让年幼的母亲更加无助。

母亲在病房外支了一个灶，在雪地里给姥姥做饭。母亲告诉我，在此之前她也没怎么做过饭，只能尝试着去做。冬天木头湿冷，生了几次火，只见灶间冒烟，就是没有火苗腾起。母亲越着急，那火越是生不起来，又加上担心姥姥的病情，焦急、懊恼、自责、忧虑、伤心，五味杂陈混合起来，母亲心里难受，就在雪地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今时今日，我想象着那个在雪地里哭泣的、孤单的、无助的画面，心中还是会禁不住难过起来。

那一个月里，母亲几乎每天以泪洗面，后来母亲的眼睛就近视了。她觉得近视和那时的哭泣密不可分。姥姥的一场疾病，成了母亲的成人礼。母亲迅速地长大了，也有了胆量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霜雨雪。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在命运的幸运宽容下，姥姥竟然痊愈了。今天这个学名叫做“带状疱疹”的病，在那时可是很难治愈的。母亲感谢上苍把母亲还给了她。

在中国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老大总是要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长兄如父，长姐如母。母亲所承担的老大的角色，让她过早地尝尽生活的苦辣，也改变着她人生的方向。从姥姥生病住院到回家静养，前后半年时间，母亲休学照顾姥姥，功课自然就落下了，后来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她在铁厂工作了一些年后，就嫁给了正在当兵的父亲。

母亲以为姥姥迈过了这个坎，会活到七老八十。在我13岁那年，63岁的姥姥遇到了更大的坎，这一次，上苍的慷慨没有降临。母亲陪姥姥去济南看病，医生说姥姥已经到了肝癌晚期，她的生命最多还剩一个月了。就像多年前的那次陪床，这一次，母亲和二姨、小姨一起守在姥姥身旁，她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尽一个子女对母亲最后的孝道。

当时我在镇上读书，周末，我担忧地走向姥姥家。姥姥平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面色蜡黄，手臂上插着针管，药瓶里的药水顺着长长的药管，一点一滴地注入姥姥体内。癌细胞已经扩散，姥姥每天只能通过药物减轻疼痛。我走到姥姥跟前，叫了几声“姥姥”，她没有任何回应。我哭了起来，母亲也跟着哭了起来。

姥姥去世之后，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变成了祥林嫂。她一遍一遍地和别人讲述姥姥最后一个月的光景，讲述姥姥如何从查出患病，到病情直转直下，再到一点一点被夺走仅剩的元气。她每讲述一次，就要哭泣一次。她洗衣服的时候会哭，擀饺子皮的时候会哭，亲戚到家里来会哭。

“你们不知道一个人没有妈了，那个味有多难受。”

母亲一边哭着一边对我和妹妹说。是啊，一个人没有妈了，到底有多难受呢，那时我有母亲，我还不知道那种无着无落、无可挽回的感觉。

陪床这件事，不仅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精神的煎熬。母亲在姥姥的病床前，看着姥姥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她该有多么的害怕和难过，就像是被判了刑，苦苦地熬到行刑的日子。

母亲这一生，照顾了很多人，唯独没有照顾过自己。小时候的我，顽劣异常，左腿骨折过一次、脱臼过一次，右腿脱臼过一次。一年秋天，正是花生成熟的季节，母亲在地里收花生。我一会躺在花生稞里，望着高远湛蓝的天空，呼吸着空气中弥漫的新鲜花生的气息，一会在黄土地里奔来跑去，享受着母亲给予我的快乐童年。那时父亲得了肝炎，在家养病。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偶尔回来，地里的事情也帮不上什么忙，秋收的重担就一直落在母亲身上。

在土地里自玩自耍的我，想要试一试自己的本领有多么高强。我从一块高地跳下一块低地，低处有一摊地瓜秧叶，我以为秧叶比较柔软，能起到缓冲作用。不曾想叶子下面有块石头，我的左腿就这样骨折了。

腿上的石膏又重又厚，我的腿像是被箍在了床上。我躺在床的这头，父亲躺在床的那头，母亲一个人照顾我和父亲两个病号以及年幼的妹妹，还要忙着秋收。到了饭点，她做好饭给我们吃下，然后再去地里忙碌。

收花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花生从地里刨出来，然后在铺着木板的条筐上摔打，花生的根须被木板切断，落到筐中。运回家的花生经过晾晒去湿，机器去壳，最后才是可以出售的花生米了。而这一串所有的流程，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我看到母亲唉声叹气、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年幼的我当时不能体会母亲辛苦和心情。当我能够体会母亲那些年所付出的艰辛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