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福：民俗学视角下的传统玩具研究

岁时节日玩具

岁时节日是民众根据天时与物候的周期规律而创造的时间文化节点。节日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玩具是节日风俗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中国传统岁时节日多有相对应的节令玩具相伴。节令玩具一般只在节日期间使用，有些也扩展到日常生活中。每一种节令玩具都与节日有机关联，如春节的烟花爆竹、元宵节的各式花灯、清明节的风筝、端午节的香包、中秋节的兔儿爷等都是典型的节令玩具。
节令传统玩具承载着多重民间文化意涵。比如，端午节的香包，除了装饰作用外，更有祛除邪祟、避瘟止恶的功能。因为农历五月被视为“恶月”，为防止毒虫疫病，许多风俗都是围绕趋避观念而形成的，给儿童戴老虎帽，挂小葫芦、五彩丝线，穿着绣有五毒之物的肚兜等也源于此。再如，中秋节的兔儿爷主要流行于北京周边一带，其最早的用途是祭祀月神，后来也成为孩子喜欢的玩具。兔儿爷的形象基本以兔首人身，手执玉杵、身披铠甲的形象出现，这也与中秋节本身包含的月亮崇拜相关，并流传大量的神话传说。总之，岁时节日是复合文化展示最为集中的时段，传统玩具在各类民俗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传统玩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传承是民俗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与其说民俗学研究的是习焉不察的民俗事象，不如说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式与其他民俗类型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自身特色。简单来说，传统手工艺是人利用工具的主动创造，是直接服务于生产和生活的技能，这就不同于口头传统和民间表演艺术，但是作为民间文化，它仍旧不能摆脱“口传心授”基本传承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玩具和其他手工产品一样，面临工业化的强烈冲击，古老的技艺受制于外部与内部因素导致传承陷入窘境。当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介入，手工玩具的传承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传统玩具的传承方式
传统玩具的传承方式基本可以分为家庭传承和行业传承两种。
对于制作简单的布艺玩具、竹木玩具等一般在家庭范围内完成代际传承，也可称为血缘传承，通常由家里长辈为孩子制作。以家庭为核心的传承方式源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职业分工出现之前和商品流通不充分的时代，自给自足是生活的基本形态。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传统谱系，根据民俗生活创造并享用文化成果。玩具制作亦是如此。材料选择、制作流程、机关玩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范。即便最普通的玩具技艺，也包含着厚重的情感寄托与非功利的审美因素。
对于工艺复杂的金属玩具、陶瓷玩具等一般由专门的工匠制作，称为业缘传承。随着分工的细化，专职的玩具工匠出现，他们不同于现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传统的手工业者的“每一件产品都是由他亲手做成，他往往要承担设计者、制作者、销售者多重角色，他的产品与他每天的想法、心情、思想密切相关，而他的这些想法、心情、思想与游戏的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是同处于一个地域以及风俗文化的共同体之中的”。这就是手工制品区别于工业产品的本质属性。
家庭传承与行业传承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从工匠民俗的角度分析两种传承模式可以发现，家庭传承的玩具制作技艺相比而言更为随意。每家每户在乡土习俗的轨范下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性。而行业传承更讲究师承关系和传承法则，行业内外有别对于技术的保护遵循封闭原则。艺谚、艺诀等技艺难点与要点，依靠语言和身体记忆实现传承，玩具作为流通商品的属性在行业组织中得到更大发展。即便如此，行业作坊式的玩具制作在现代市场和销售模式的影响下，也势必出现萎缩的局面。

“非遗”语境中传统玩具的保护方式

传统手工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的一个大类。在我国“非遗”的各级名录体系中，与传统玩具相关的项目大体分布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民俗等类别。目前，布老虎、郯城木旋玩具等已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而在刺绣、泥塑、服饰及许多制作技艺项目中也有大量的传统玩具。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大背景下，作为手工艺的传统玩具的传承与发展得到了更多重视。
就“非遗”保护的主要方式而言，“生产性方式保护”的指向主要针对于传统手工艺类项目。简言之，“就是力求在不违背手工生产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传统手工技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传统玩具是一种文化资源，只有顺应生产生活的变迁而及时做出调整与应对，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契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传统玩具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也是如此，必须根据自身属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固步自封或者急功近利都会使技艺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
另外，保护传统玩具不仅是保存器物本身和相关技艺，更重要的是延续人所创造的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迈克尔•欧文•琼斯认为：“像实物、人工制品及其他重要的东西，不应该越过制作和使用这些东西的人而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如果人类想象力所产生的有形产品成为关注的焦点，而由它们所显露的思想、感情、需求和欲望却被忽视了，那么，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对这些人工制品本身的欣赏和理解也就消失了。因此，只有当制作者、使用者及其构思、完成和使用过程——而非制品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时，物质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研究才可能最大化地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人是物的制造者和主体，要正确看待传统玩具中蕴藏的“人工”力量。同时，不同类型的玩具也需要分别加以保护与传承，不能一概而论。
传统玩具：物质文化抑或民间艺术
玩具首先作为器物而存在，具备一定的实用功能。民俗学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常常被忽视。正如我们经常引述的这段话，“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实际上，同时关注制作技术和仪式信仰并不冲突，物质与非物质并不是割裂的。例如在口头传统研究中，歌手的演唱过程（非物质）与作为演唱结果而记录下来的这首歌（物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传统玩具所具有的物质属性与其制作技艺，也不能孤立看待。围绕传统玩具，还保留了大量的行话、社会组织、祖师崇拜，祭祀仪式等习俗，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玩具文化。
需要明确的是，物质文化研究的核心要义并不是物本身，而是与之关联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在物质背后所体现的人的认知力与创造力。确立了这一点，就认可了“手工”的价值所在。传统手工艺所依托的知识体系，“具体涉及手工艺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艺和形态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与器物的选择、使用、维护、保存等的社会生活常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品质、规格、配置和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因而，手工艺中人与物的关系与工业生产中对应的关系截然不同。当机器逐渐取代人工占领玩具市场，人工的意义受到了质疑。但是，当手工业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作为物质文化产品的器物（传统玩具），所呈现的内容远不止于物质本身，还包括身体实践的感受，以及其所反映出的传统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规范。

现代社会中的手工艺的功能正发生改变。传统玩具越来越脱离其实用功能，而成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的民间艺术品。的确，玩具不同于一般器物，时代的需要决定了家长对于儿童玩具的选择。大部分传统玩具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玩具”的属性，在娱乐与审美功能得到提升的同时，其艺术性也被放大了。于是，传统玩具进入了民间艺术研究的视野，不再是儿童成长的必备品或者节日文化中的重要物品，就连教化与认知功能也变成了对于逝去的农耕生活的追忆。
实际上，关于物质文化抑或民间艺术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对传统玩具本质属性的分析。从这一维度看，两者并不矛盾。人们选择泥土、纸张、皮革、竹木、布料、面粉等随手可见的简单材料，运用一双“巧手”和民间智慧，将素朴而真挚的情感投射到孩子身上，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充满民间审美意趣的玩具。这是与工厂产品截然不同的表达，也是手工艺的魅力所在。因而，物质文化与民间艺术双重视角下关注的传统玩具研究，具备了既以“物”观社会，又以“艺”见人心的特征。
综上所述，传统玩具作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片值得深耕的领域，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都有着重要意义。当下，从造型特征和文化符号上阐述传统玩具的研究方式，已经逐渐被通过扎实田野调查讲述传承故事的“写文化”所取代。传统玩具的文化表述不再仅限于物和人的简单叠加，而演化成语境中的深描。这样，拘泥于器物或传承人的单向研究也被打破，在民俗学的视野下重新粘合，实现了文化研究的贯通。
（转自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